【民国军阀部队的两种发薪方式：师长靠其中一项能年入十万雪花银】民国军阀部队，发放军饷有两种方式，一是“数人头”，二为“包干制”。前者，长官捞不到油水。而后者，一任师长就能一年挣上十万雪花银。

1925年10月，吴佩孚被各路军阀推举为十四省“讨贼”联军总司令后，委任于学忠为第26师师长。

第26师是由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扩编而来，实际兵员仅4000余人，远远达不到一个师的规模。

按惯例，这种部队的饷银发放方式是“数人头”，也就是在发饷日，上峰会派专人携款来到部队，按实际的校场点验人数发放军饷，避免军官吃空额。

但是，吴佩孚为了笼络于学忠，将26师的发饷方式，改为了“包干制”。

所谓“包干制”，就是直接把军饷交给于学忠，于学忠想怎么发放都行，发多少，留多少，全凭自己决定。

而且，“包干制”的军饷数额，一般都大于“数人头”的实际员额。

这种“包干制”的军饷发放方式，一般都只会在嫡系老部队中实施。

于学忠这支由北洋第18混成旅扩编而来的第26师，吴佩孚采用这样的方式，一方面确实是为了笼络于学忠。另一方面，更是以此考察于学忠的人品。

于学忠拿到这笔钱后，除按月足额发放官兵，剩下的则全部用于改善部队的伙食。所有支出，均向全师官兵公示。

吴佩孚得知于学忠的作法后，对于学忠更为信任和敬重。

1926年夏，于学忠升任“讨贼”联军第9军军长，驻扎新野、邓县。

同年10月，蒋介石率北伐军攻克武昌，吴佩孚部损失殆尽，只得仓惶逃往邓县第9军驻地。

途中，卫士劝诫吴佩孚，于学忠虽是您的部将，却也是一方诸侯。此刻您的部队全打光了，这时候去投于学忠，您就不怕被他拿了，把您送给蒋介石，当作投名状？

吴佩孚回答，无妨，我信得过孝侯（于学忠）。

果然，于学忠没有辜负吴佩孚的信任！

于学忠的忠诚一如既往，率领手下师长，出邓县十里外迎接吴佩孚，并愿意把部队交给吴佩孚，助其东山再起。

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，但此时的吴佩孚已萌生退意。

吴佩孚对于学忠说，第9军是你的，包括随我从武昌退下来的几万败兵，你想办法收容，能留下多少人也全都给你。至于我，我留在这里只会给你带来麻烦，我去四川投杨森。

吴佩孚一番话，让于学忠涕泪交加，当场表示，大帅既然不干了，那我也不干了，这仗打得伤心，第9军您还是交给别人带吧，我回蓬莱老家养老。

吴佩孚却不同意，说你才36岁，离养老还早。我把这几万人都交给你了，别人我谁也不给。

临别，吴佩孚叮嘱于学忠，你能自立最好，如果不能自立，就去投张作霖。但无论如何不能去投奔蒋介石，你若投了他，将来我再也不和你见面了。

吴佩孚入川后，于学忠不断收拢吴佩孚散落各地的部队，短时间内就拥兵数万割据一方，引得各方势力都想把他收编。

一时间，于学忠的驻地邓县，各方说客趋之若鹜。

唐生智派来了说客姚荐楠，蒋介石派来了特使陈公博，张学良派来了心腹周光烈，而冯玉祥、阎锡山也都有亲笔书信送达。

于学忠见谁都非常容气，唯独见蒋介石派来的特使陈公博，就一点面子都不给。

当陈公博拿出蒋介石的委任状，升格第9军为第9路军，任命于学忠为第9路军总指挥时，于学忠冷笑一声，把委任状一撕两半。

陈公博走后，于学忠对手下说道，吴大帅入川前叮嘱我，无论如何不能去投蒋介石。大帅的话，我是要听的，不然，我以后怎么有脸见大帅？

此时的于学忠，虽然拥兵数万，但要想自立，却是万万做不到的。

新野、邓县太小，难以养活这数万大军。

于学忠想起了吴佩孚临走前的叮嘱，决心去往北京面见张作霖。

于学忠受到张作霖的热情接见，张作霖说道，我和令尊当年都在宋老帅（宋庆）大营当差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你既是故人之子，就不是外人。

张作霖又说，我今时并不缺你这几个师的几万人枪，要你过来，是看中你的人品和才能。你的这些部队，以后还是你来带，所有供给和奉军一样。

次日，于学忠在西单文昌胡同觐见张学良。

张学良告诉于学忠，在供给方面，你的部队还是和过去一样，饷银按每师实际在册人数翻一倍，都交给你“包干”。

于学忠却当场拒绝，我的部队按“数人头”实发。

直到晚年，张学良都对于学忠的人品啧啧称赞。

1928年，于学忠出任东北军第1军军长，虽然加入东北军较晚，却从此成为张学良的嫡系。

1933年，张学良被迫下野，出国考察。

行前，张学良把26万东北军分拆为4个部分。其中，由万福麟、王以哲、何柱国3人各率一部，总计9万人，

而剩下的17万人马，则全都交由于学忠掌握。

为防其他人不满，张学良在会上说道，我多给孝侯（于学忠）一些队伍，就是要往他身上压担子，替我们保住东北军这点血脉。

于学忠没有辜负张学良的托付，尽管东北军不少部队在张学良下野期间被各方势力兼并，但于学忠的这17万人枪却顶住了各方压力，最终为张学良保住了这支部队。

张学良晚年常说：“我身边这些人啊，人品最好的就数于学忠，他在直奉两家都是忠臣！”